日本2.35万名幼儿无法入托

东大阪市从1977年以来就没有1所新公立托儿所，1984年以来连1所新私立托儿所也没有。这在全日本具有普遍性。如果安倍政府继续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则“入托幼儿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恐怕还将继续被打脸。

幼托机构不足，大量幼儿无法入所入园，许多年轻妈妈无法重回工作岗位，劳动力匮乏现象进一步加剧，这是日本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

早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个问题已产生了，但原因却大为不同。当时的日本仍处于第二次“婴儿潮”时期，迅速增加的幼儿远超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接受能力。但在人口出生高峰过去也就是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这个矛盾在日本一度已消失。孰知在进入“少子化”时代后，这个难题在一些大中城市居然再度出现。

追溯探源，首先是日本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以前，日本妇女婚后随即中断职业生涯，回家当家庭主妇，心安理得地相夫教子，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需求就不会增长太快。但在经历了20多年经济增长疲软之后，日本工薪阶层收入或增长缓慢，或还略有减少，为增加家庭收入，妇女生育后就无法呆在家里了，必须重返工作岗位。双职工家庭持续增加，自然加大了对幼托机构的需求。另外，单亲家庭增多，也拉高了对幼托机构的需求。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各种生活设施更完善，生活更方便，人口持续流入城市，这也加剧了城市幼托机构的紧缺之势。而其间由于出生人口下降，许多幼托机构合并，更降低了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接受能力，人为加大了供需矛盾。

日本全国的幼托机构数量在1985年到达顶点后趋于下降，而幼托机构的接受能力则早在1981年便已掉头向下。

面对越来越尖锐的入托难矛盾，1994年日本厚生省联合文部省、劳动省和建设省出台了“天使计划”，开始着手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其措施包括增加婴儿入托，托儿所提早开门推迟关门时间，充实托儿所设施，提供临时照料服务，托儿所接受哺乳期婴儿，减少第三个孩子的托费等。具体目标是在当年年底各地托儿所接受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必须达到60万，7000家托儿所和幼儿园延长时间，临时照料设施达到3000所，多功能托儿所则为1500所。

到了2003年，无法入托的幼儿一度有所减少，但此后随即反弹。为何幼托机构增加了还是无济于事？正由于托儿所和幼儿园有所增加，一些年轻夫妇以为多生一个孩子也不会有太大困难，于是新生儿有所增加，刚有所增加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又跟不上了。

日本的综合生育率1990年降至1.57的新低，在全国引发了强烈震撼。因为在人口出生高峰期这一数据曾高达4.7！面对凶猛的少子化势头，必须想方设法提升出生率。为此就必须解决一系列影响生育的具体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花大力气增加幼托设施，免除年轻夫妇生育的后顾之忧。于是，继1994年出台的“天使计划”，1999年又跟进出台“新天使计划”，将接受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增加到68万，延长时间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则猛增到1万所。另外，还分别要求增加2000所多功能幼托设施，300所周末托儿所和500所专门接受病后恢复期幼儿的幼托机构。

2001年小泉政府开展了“入托幼儿一个都不能少”工程。此后各地为实现这一目标，每年都会调查还有多少幼儿未能入托，以确认这一工程的推进效果。但遗憾的是，未能入托入园的幼儿始终没有明显减少。1985年全日本幼托机构有22899所，接受幼儿人数为207万，但2002年这一数据分别为22272所和195万；2012年是23713所和224万。

虽然这些年相关设施略有增加，但粥少僧多的局面依然如故，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的相关对策未能抓住牛鼻子，所以各项对策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例如东大阪每年都有数百名幼儿望园兴叹，因为该市从1977年以来就没有增加1所新公立托儿所，1984年以来连1所新私立托儿所也没有增加。这在全日本具有普遍性。幼托机构具有公益性，即便稍有盈利也极为有限，这就难以取得新建幼托机构的土地，开发商对建设这类机构提不起兴趣。而由于幼托机构收费不能太高，也造成幼教工资偏低，少有人愿意入行。

去年，一位抽签未能如愿、孩子无法进托儿所的母亲，于极度失望之际在微博上发飙：“托儿所都进不了，日本去死吧！”此后，许多身处同样困境的妈妈们举着“我的孩子无法入托”标语牌在国会前示威。去年底，这句话入选了全年十大流行语，可见此事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和冲击。

截至去年4月，全日本仍有2.35万名幼儿无法入托，而隐形无法入托幼儿更多达6.7万。为抚慰强烈不满的家长，安倍首相此前提出在今年底实现“入托幼儿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但据《朝日新闻》的调查，表示可望实现这一目标的地方仅26%，其他地方均表示难以看好。安倍为此表示将在下月推出新的鼓励政策。

解决入园入托难，居然成了日本政府屡屡失信于民的头号难题。如果安倍政府继续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则“入托幼儿一个都不能少”的口号恐怕还将继续被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