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童乞扎堆进京 家庭监护缺失令人痛心

外地童乞扎堆进京，家庭监护缺失令人痛心，这些“童乞”多来自甘肃岷县，由成年家属有组织性地带来北京乞讨。

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交通执法总队轨道大队了解到，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寒假期间在地铁站内查获儿童乞讨者20多人次。经调查发现，这些“童乞”多来自甘肃岷县，由成年家属有组织性地带来北京乞讨，有个别“童乞”假期收入甚至超过万元。

寒假查处20多次“童乞”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地铁内乞讨人员尤其是儿童乞讨者数量有所增加，还有市民针对儿童乞讨者的强行乞讨行为，在网络上发文谴责。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乞讨人员增多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寒、暑假，许多儿童乞丐是假期期间进京“兼职”的外地学生。

针对这一情况，今年寒假期间，北京交通执法总队轨道大队联合市公交保卫总队以及地铁运营企业等单位，采取行动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打击儿童乞讨行为。

截至目前，仅寒假期间已查处了20多人次儿童乞讨行为。在2月1日的行动中，执法人员就在地铁4号线查处“童乞”违法行为7起、乞讨人员15人。

“童乞”多来自甘肃岷县

据轨道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调查现，近期在本市地铁内乞讨的儿童，多为甘肃岷县籍乞讨人员。

这些儿童由家中成年人家属带领，利用寒暑假有组织来京，在轨道交通内乞讨，每日收入可观，形成了一群专门携儿童或利用儿童乞讨的职业乞讨团体。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十五项之规定，严重扰乱了乘车秩序，曾多次被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和公交保卫总队查处。

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办公室主任马翔向北青报记者介绍，这些“童乞”多为家长和亲戚组团带来，寒暑假几乎天天在地铁站出现。“这些人团体性特别强，统一在五环外群租，十多个人一起吃一起住。每天统一集合上班，然后在分散到地铁的各条线路上。”

家长怕麻烦随身带户口本

由于其职业性和团体性，这些乞丐已经成了执法队的“老熟人”。马翔介绍，前两天执法人员在地铁天通苑站一次性拦截了十几个乞丐进站。“都是大人带着孩子，正准备组团进入，被我们一起拦下。此前有市民认为童乞是被拐卖的，但我们查到的大部分都是职业乞丐，家长怕麻烦也都带着户口簿、出生证明。”

据介绍，为逃避处罚，乞讨团体里的成年人便在幕后指使，让未成年人独自或组团乞讨，乞讨不成，就让这些未成年人跪地哀求，甚至出现抱乘客腿、翻乘客包等强行乞讨行为。但针对“童乞”的治理也存在一定困难，“童乞”无法直接处罚，有的监护人甚至在孩子被查处后不出现。因为收入高，即使驱散乞讨人员他们也会复返。

执法人员透露，夏天时有“童乞”大半天的收入超过200元，估计个别乞讨儿童假期收入甚至过万。

执法部门计划去岷县调查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为有效治理“童乞”行为的发生，轨道交通执法大队将会同甘肃岷县等乞讨人员户籍地政府，加强源头治理管控。此外，在处理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这些乞讨人员大多租住在市郊的廉价出租房屋内，大队已将这些乞讨人员在京的租住地信息反馈给属地政府。

马翔介绍，除了属地政府，执法部门也希望前往岷县当地进行调查。“此前，我们去过乞讨人员比较集中的河南民权，和当地建立了联动机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近期，我们也希望联络这些童乞所在的学校，希望学校或者当地的教育部门能加强管理，从源头上解决 童乞 的问题。”

北京交通执法总队轨道大队表示，乘客在乘车过程中，如果发现乞讨人员，可以拨打报警电话，或通知车站工作人员、站内轨道交通执法人员、驻站民警等将乞讨人员带离车厢做进一步处理。

零童乞必须成为社会应有的底线

复旦大学师生发起“一分钟行动”的初衷令人称赞，这些民间的善举的确令人感动。此次活动也引发了公众和舆论对于乞童问题的进一步行动和思考。提起对儿童乞讨现象的关注，2011年“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倡议还历历在目。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民间力量参与了对乞讨儿童的救助，但乞讨儿童的社会现实问题依旧不能得到彻底根治。

据民政部估计，目前全国流浪乞讨儿童数量在100~150万左右。在河南、云南以及两广沿海等地乡村地区，买卖儿童几近市场化，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地下黑色利益链。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受人口流动加速、一些家庭监护缺失和社会不良因素影响，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出现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妨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均应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并规定对于“适龄儿童、少年不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对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但许多偏远贫困地区家长不懂法，也没有媒体监管，监管部门对相关法律法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荒废掉学业被迫出外乞讨。

对此，政府部门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有关部门，必须切实负起职责，努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努力摆脱贫困，贫困是诸多儿童出外乞讨的根源。同时要加强对当地新生儿童的统计与适龄儿童如入学登记的核查，做到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相关部门也应该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

另外，提起乞讨儿童，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其背后的犯罪团体，由于各种原因，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进行乞讨和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基本建立起了全面的保护机制，当作为最底层的“家庭保护”出现问题之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理应无缝衔接。因此，公安部门必须加大发现、甄别并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和被强迫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要一律采集生物检材，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及时发现、解救失踪被拐未成年人。同时，社会救助制度也应加强完善，有漏洞的法律法规更要尽早修订。以此，多方合力之下，才真正有可能让乞讨儿童享有生活的尊严。

每朵鲜花都应该盛开，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每个孩子都需要被宠爱。对待乞童问题，不能只停留在花式的创意举措上，更不能停留在一时的围观上。让儿童乞讨行为没有生存的土壤，法律威严震慑、社会治理强化、宣传力度加强都应同步进行，零童乞必须成为社会应有的底线。

拓展阅读：“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 >>>

甘肃省岷县小寨村以 “中国第一乞丐村”得到媒体关注并闻名全国。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类成名

2005年，李玉平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小寨村又一次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文章之后，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回望当时的举动，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通往小寨的道路，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类似“别跪了，站起来”“站起来，活出尊严”的标语

行乞不为生活所迫为致富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很快会打败人的尊严。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很多人外出乞讨，不是为了脱贫，而是为了致富。一些外出乞讨的人，生活要比在家务农的人好，一些人靠着乞讨来的钱盖了两层楼，这种情况助长了“以乞讨为荣”的不良风气，导致其他人也跟着出去乞讨。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辛酸多于致富神话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他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的名字。

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异样眼光的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媒体关于小寨的报道，不无猎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

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几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为什么要外出要饭呢？同样来自岷县的行乞者吕文智无奈地摇着头说，他们老家在山区，土地很少，每户有地两三亩。这些地主要种植当归和黄芪，每亩地光是种子、肥料等人工费用要花五千多元。药材收成时要从地下挖出来，晒干后送到集市上卖掉，每亩地大约能赚2000多元。这个收入用来供孩子上学、家庭花销，根本不够。而现在钱也越来越不好要，生活仍然拮据，有时要靠救助站救助。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乞讨人外出管理难

虽然，每到开学时节，当地政府都要派出工作组到学校、村镇去劝说村民不要外出乞讨，但是还是有一些村民外出乞讨。“他们都说是外出打工，至于打什么工，他们也不说，我们管理起来也有难度。”赵忠说，特别是妇女携带儿童外出乞讨，导致一些儿童失学，也让当地政府头疼。虽然，当地有关部门曾给一些村民发出 《致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劝导家长不要带孩子外出乞讨。不过，这股乞讨风并没有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