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孩谁来带 托儿所能重现江湖吗

生存难

“托幼所也就是解决孩子的生理问题”

然而在幼儿教育专家范佩芬眼中，曾经的托幼机构逐渐消亡，乃是必然的结果。

“0到3岁的孩子需要大量的护理和照顾，在集体生活中很容易受到伤害，还是家庭抚育更适合孩子。”在范佩芬看来，二三十年前的父母，将孩子送到托幼所、托儿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之前的各种因素都已产生变化，托幼机构也就逐渐不被人们需要了。

“托幼所也就是解决孩子的生理问题，尽量不磕着碰着，孩子的心理需求更是无法得到满足。” 范佩芬表示，托幼机构消亡有多个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今的父母逐渐接受了新的教育理念，认同公共机构并不能帮助孩子的心理成长，并给孩子足够的心灵抚慰。

与此同时，随着独生子女的大量出现，孩子的祖父母一辈和父母，都越来越不舍得把孩子送出去，这也导致托儿、托幼机构难以获得足够的生源。

“要想做好托幼所，需要大量的人手，而现在人力成本太贵了。如果国家不投入，要想办一个好的托幼所，收费一定得非常高。但收费高了，很多家长肯定觉得还不如自己带呢。我就听过很多人说，出去上班挣的工资还不够给保姆的。”范佩芬表示，现代社会灵活的就业，也让许多女性有机会在有了孩子之后，暂时从职场中退出回归家庭，等到孩子大了再重新找工作：“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分配工作，没有回归家庭后还能再有找工作的机会。”

60岁的王丽（化名），就在尝试开办社区托儿所的尝试中铩羽而归，在她看来，政策、市场乃至父母的心态，没有一条能够支撑托儿所重现江湖。

“我去社区问，人家都说没有这个政策，开幼儿园要求的资质可严了。”王丽心中的托儿所，只是代小区父母照看2至3岁的幼儿，来北京照顾自己孙子的她，结识了社区中许多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有看孩子的需求，大都是老人在做牺牲。尤其是老家在外地的，好多老头子老婆婆两地分居，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北京帮子女看孩子。”

然而需求并不能转换成市场，王丽曾向邻居夫妇暗示，可以帮着带带孩子，却被对方以“怕孩子太闹累着您”为由婉拒：“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放心，怕我看不好。”

即便是专业早教机构，对于“幼儿园前”的孩子，也大都持谨慎态度。石景山区一家早教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推出了幼儿托管业务，但一直没有业务上门，只得不了了之。

需支持

“抚养孩子带来的精力压力甚至重于经济压力”

“真的很矛盾，一方面有这个需求，另一方面又不放心。”32岁的王郁，去年迎来了自己的宝宝，一岁多的宝宝，带给一家人无尽的欢乐，也有苦恼——由于公公也还在外地工作尚未退休，一家人只能让身体欠佳的婆婆外加一名育儿嫂带孩子：“现状就是，育儿嫂看着孩子，婆婆看着育儿嫂。”

在王郁眼中，“托儿所”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规范：“幼儿园也出了不少问题了，家长还是敢送孩子去，就是因为有一定的标准。可托儿所呢？我们这一代人，托儿所什么样都只是模模糊糊的印象了。”

实际上，托儿所并非没有标准可依，早在1996年，北京市便公布了《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2010年，卫生部还颁发了《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说明，办法“适用于招收0至6岁儿童的各级各类托儿所、幼儿园”。只不过在实践中，遵循各种规定建设的，多为适合3至6岁儿童的幼儿园。

“大家都明白，孩子越小越难带。对于托幼机构来说，3岁以下幼儿的托管风险很大；对于家长来说，也怕出问题。”家庭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表示，以往的幼儿园，多是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建设。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重拾托儿所”并非不可能。

赵忠心建议，为破除父母、托幼机构的顾虑，政府应作为婴儿阶段托幼机构的牵头人，由有实力的企业或社区组织自主建设。

“少子化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趋势，所以鼓励生育不只是一句口号，不是动员一下年轻夫妇就行的，需要全社会的支持。”赵忠心表示，鼓励年轻夫妇生育，首先就需要破除孩子抚养带来的压力，其中精力压力甚至重于经济压力。在此背景下，可以考虑推出多层面政策，如延长产假、陪产假，为多子女家庭减税以及建设托幼机构：“从目前看，大幅度延长产假并不现实，许多在职业上升期的妇女也不会乐意。那么建设托幼机构就很必要，我认为政府应该出资建设婴儿阶段托幼机构。”